扬起中国帆 勇开顶风船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份，全国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了7.8个百分点。

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巨额债务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急速膨胀，而其中银行业承担了大部分融资责任。实际上，财政刺激更应该做减法，要从总量上降低税负成本，刺激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这些年来，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然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的是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同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衍生的巨额流动性，也成为滋生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和债务膨胀的诱因。许多地方政府不惜突破规划，过度负债经营。

近两年投资迅速增长，资金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带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膜拜，投资自然对地方政府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其最后的去向都是进行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 求来源。

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然而，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看上去十分迷人的内需不过是海量货币堆砌的海市蜃楼。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隐约的启示：全球霸主的转移总是以旧体系的全面混乱以及新霸主一场深刻的内部危机作为先导的。

但我们看到的种种证据已经显示，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终和最大的受 害者。1929年的美国与1989年的日本。

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从2007年6000点的最高位迅即暴跌，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房地产牛市也显现终结迹象。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 之际。

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 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踹，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遭遇一场重大调整的明确迹象。

为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 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

道理相当简单，没有一场深刻的危机，是很难清除旧有增长模式中根深蒂固的积弊的 ，正如股票市场一样，不经历一次伤筋动骨的调整，是很难出现一个真正的牛市的。相反，从 一个更加长程的历史角度观察，这些特殊因素在未来很有可能构成中国经济一个沉重的负资产。

在GDP超越日本之后，中国作为新霸权的候选者几乎已是众望所归，毫无悬念。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 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这就像给中国经济灌进了一大瓶茅台，劲头固然十足，但神志却多少有些恍惚。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 险开支。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的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 系的完好。

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 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

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 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回溯 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

其目的就是对过往不当投资以及人群中固有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自我清算。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 在他们的脚下酝酿。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

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及自由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带来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无论外部及内部的观察者们都一直认中国的内需潜力无限。

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调整越是痛苦和深刻，经济体就可能变得越是健康，其积蓄 的增长能力也就越是强劲，所谓蓄之愈久，发之愈猛。

在他们看来，那些在次贷危机之后整天嚷嚷抛售 美国国债的家伙们，非但外行，根本就是白痴。中国环顾海内顾盼自雄。

如果历史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相似性，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个曾经标志着美国体系最终消亡的决定性危机，将不会发生在老霸权的美国那里，而会发生在那些新霸权的竞争者那里。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 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 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的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 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与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抢在中国之前引爆了金融危机，好像深怕在危机竞赛中输给了中国人。

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然而不幸的是，那一场身影 隐约的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中国。

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